深度解析南京城外出土的《吴经提梁》

    紫砂之家讯：南京城外的牛首山一带是明代前、中期宦官的丛葬地，围绕在郑和墓周围，众多宦官墓似陪葬般成众星拱月之势。其中马家山油坊桥有一座本不起眼的墓葬，它的主人是正德年间的太监吴经，此墓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这里曾出土过一把提梁紫砂壶。据墓志记载，吴经卒于嘉靖十二年，即1533年，据此可知这把壶制成于此年之前——这是目前发现的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紫砂壶，人称吴经提梁。

　　紫砂壶因人而得名者不在少数，大彬提梁、思亭壶、子冶石瓢皆为著名款式，这些名字或是制壶者或是设计者，唯有吴经提梁之吴经乃是砂壶的主人。其实，太监吴经并非凡角，其墓志云：“公姓吴氏，讳经，字太常，号列庵，江西余干人……武宗圣上益爱其勤，第升御用监太监，镇守山西，老归南都，备员司礼……”按明制，内宫宦官设编制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名，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名，从四品。吴经晚年所任便是南京司礼监的四品太监，掌管城内一应礼仪刑名及各役关防门禁，并催督光禄供应等事，可见其受明武宗的宠爱之甚。然而正如明代多如牛毛的乱政太监一样，吴经也是个为虎作伥之徒。他的劣迹记录在《明史·宦官传》中，且是在正德年间臭名昭著的“三张”之一御马太监张忠的传记中带出(另两张为司礼张雄、东厂张锐，三张并侍豹房用事，性皆凶悖)。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反叛，七月底已被王守仁平定，八月初捷报传入北京。而此时张忠却“劝帝亲征，其遮王守仁捷”，于是好勇且无能的明武宗朱厚照仍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于八月二十二日率万余官兵南下，以亲征为名巡游作乐，直达南京。为迎接皇帝南巡，南都便派出太监吴经到扬州筹备接驾事务。《明史》载：“又有吴经者，尤亲暱。帝南征，经先至扬州。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劫掠民女、逼死百姓，其嚣张跋扈、横行霸道可见一斑。野史《明武宗外纪》描述更为详尽，说吴经一到扬州即“选民居壮丽者改为提督府”。(吴经为司礼监提督太监)强掠民女之事发生后，“知府蒋瑶诣经恳免，经大怒曰：‘汝小官敢尔，汝头不愁去颈耶?’瑶不为动，徐曰‘小官抗上意分应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变，恐将来责有所归，故以告，非敢抗也。’经怒稍解，挥使去。”吴经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奴才嘴脸暴露无遗。

　　但是，吴经应该是喜欢喝茶的，否则不会至死都把紫砂壶带着。如今看去，此壶虽在制作工艺上略显粗糙，在烧制上受当时技术的影响，颜色不一，粘有釉泪，但整体看去，此壶造型丰满，腹提得起来，底收得有力，提梁高度适宜，恰形成虚的空间以缓冲身桶的厚重，给人一种沉稳博雅的韵味，和明式家具的凝重简洁之气相通。壶上诸多细节也显示着中国传统审美的趣味，譬如：因流与身桶采用接榫法粘接，即壶嘴做成后，塞进壶身一侧事前钻好的小孔内。在流的根部与壶的腹部相接处贴塑了四瓣柿蒂纹片，这样既使榫接更为牢固又掩盖接痕，美观大方。再如，壶盖的子口竟镶有起支撑作用的十字架，且厚薄长短不一，然而壶盖正面却配有挺拔优雅的如意形钮。最使整壶增色的是倭角式海棠形提梁，它比例协调、简洁有力，像极了明式家具里的罗锅枨。柿蒂纹、如意钮、海棠提梁，巧妙地营造出简劲优雅的明代审美境界。可惜早期砂壶皆无款识，不知此壶为何人所制，但想来定非俗手。晚明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所载紫砂大师里正德、嘉靖年间仅录入供春一人。供春乃“学宪吴颐山公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供春是在吴颐山读书时跟金沙寺僧学艺的，史载吴颐山正德甲戌年(1514年)中进士，可知在吴经为非作歹之时供春已成大家，声名远播。然而，此壶是否为供春所制，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明代画家王问和吴经、供春大略同时，他有幅著名的《煮茶图》，图中所绘茶壶坐于炉上，形制极似此吴经提梁，只是流的位置稍低，有人据此判断此提梁壶应为煮茶所用。其实，细观茶史便知此种看法难以立足。明代自朱元璋下令罢造团茶之后，散茶泡饮法遂大兴，唐代盛行的煮饮、煎饮早已消亡，而宋代点茶法余绪至明中期亦已绝迹，何况古人煮茶是不会用到壶这种器具的。由此来看，此作品虽名为《煮茶图》，但此壶绝非煮茶所用，它所显示的不过是高士煮水而已。这也可以从同时代其他画家的作品中得到验证，比如唐寅《事茗图》中的提梁壶，仇英《松溪论画图》中的软提梁壶，明显是用来煮水的。而文征明作于嘉靖十三年(1543年)的《品茶图》中的紫砂壶，因置于案上，旁有小盏，且另有童子用别壶煮水，可知此壶显然为泡茶所用。这些绘画作品刚好说明了明代中期是紫砂壶由煮水器演变成泡茶器的重要阶段。待到万历年间，经时大彬改大为小，紫砂壶完全成为明人文房清饮的泡茶利器了。

　　爱茶的吴经并未受茶的浸润影响而成为品性高洁的茶人。他的飞扬终跋扈到了尽头，嘉靖皇帝登基后即采纳御史王钧等言，将这位有“宰相之实”的宫奴“发孝陵卫充军”，最后死于南京，葬在城外。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作恶多端的太监吴经带进墓中的还有一面青铜镜，其上恭敬地镌有“为善最乐”四字。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因了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四百年后的我们揭开他伪善的面目，仍把他曾经的劣迹拿来示众。